，在幕宾的协助下，重新对《山海经》作了校正。其“考证地理，则本《水经注》，而自九经笺注、史家地志、《元和郡县志》、《天平寰宇记》、《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无不征也”。在广搜博考的基础上，是书于篇目、文字、山名水道等皆有新的发明。孙星衍尝称：“先生（指毕沅——引者注）开府陕西，假节甘肃，粤自崤函以西、玉门以外，无不亲历。又尝勤民洒通水利，是以《西山经》四篇、《中次五经》诸篇疏证水道为独详焉。常言《北山经》泑泽涂吾之属，闻见不诬，惜在塞外，书传少征，无容附会也。其《五藏山经》，郭璞、道元不能远引，今辅其识者，奚啻十五，恐博物君子无以加诸。”[31]即此一端，可知毕沅注重实学、多闻阙疑的治学取向。
从有裨实事实学的思想出发，毕沅对《晋书·地理志》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辩。毕沅指出：“夫晋世版舆，上承三国之瓜分，下值南朝之侨置，建罢沿革，所系非轻。”但遗憾的是，“马彪撰郡国，既不详安顺以后；沈约志州郡，又难究徐兖以西”，而“唐初修《晋书》，不特不旁考诸书，即王隐地道之编，沈约州郡之志，亦近而不采，殊可怪矣”[32]。有鉴于此，毕沅乃据晋世册籍见于沈约《宋书》如《太康地志》、《元康定户》、《晋世起居注》等，见于郦道元《水经注》不著姓氏《晋书地理志》与《晋地记》，王隐、虞预、臧容绪、谢灵运、干宝诸家所撰《晋书》，王隐《晋书地道记》，《郡国县道记》、《圣贤冢地记》、黄义仲、阚骃之《十三州记》，以及杜预、京相璠注经、徐广注史之皆引近世州郡以证古名者，广征博考，是正讹舛，补正阙失，匡前人之不逮，还旧史之真实。而与考订《晋书·地理志》讹误相辅的是，毕沅对不著撰人之《太康三年地志》和王隐所著之《晋书地道志》的价值予以推扬。经过考证，他指出：“二书作于晋，而盛行于齐、梁、北魏之时。沈约撰《宋书》，刘昭注《续汉书》，魏收述《魏史》，所征舆地之书不下数百，然约之州郡，惟准《太康》；昭之注郡国，收之述地形，则一本《地道》。他若郦道元等，又皆悬其片言，视若准的。今观沈约之论曰：‘州郡一志，唯以续汉郡国校《太康地志》，参伍异同，用相征验。’魏收之序曰：‘班固考地理，马彪志郡国，魏世三分，晋又一统，《地道》所载，又其次也。’足知当时言地理者，自两汉地志之外，于三国及泰始之际，则征《太康》；于晋之东西，则征《地道》，不以别书参之，亦信而有征者矣。”然而，“至唐而《艺文类聚》、《史记注》、《文选注》所征引，始觉寥寥，则是书已不显也。宋初修《太平御览》，尚述是书，故乐史《寰宇记》亦间引之。厥后阙如，盖亡失可知矣”[33]。为弥补此一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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