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既巡抚陕西，其于斯地之地理沿革、风土人情尤为留意，《三辅黄图》、《长安图志》之刻，即体现出其作为一方大吏的为治意趣。《三辅黄图》系记三辅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事，即所谓旧图也。虽是书不详撰作者何人，但向来为人所称道，如“如淳、晋灼注《汉书》，郦道元注《水经》，宇文恺议立明堂，王元归议上帝后土坛，并称之”。该书《隋志》作一卷，而毕沅所得本为六卷，“盖唐世好事者所辑，故杂用晋以后书，并颜师古说，又多与淳等引据不同”[34]。故而，毕沅并加校正，以复旧观。《长安图志》则系据宋敏求《长安志》，合并署名河滨渔者之编类图说（实出元李好文撰《古人地志》）而成。王鸣盛应毕沅之请序是书称： 

        唐以前地志存者寥寥，宋元人作存者不下二十余，然皆南方之书，北方惟有此志， 

与于钦《齐乘》耳！而长安汉唐都邑所在，事迹尤夥，纪载尤亦加详。宋氏此编，纲 

条明析，赡而不秽，可云具体。厥后，程大昌《雍录》好发新论，穿凿支离，不及宋 

氏远矣。先生既刻此，又于其间纠正踳驳，疏释蒙滞，附于逐条之下焉。夫以军民政 

务之填委，文檄簿牍之旁午，他人竭蹷应之日不暇给，先生乃能以余力表扬墜典，斯 

其才之大，诚有过人者。若其静察乎考古之足以证今，披图案牒以兴革利弊，其补助 

化理最切，则尤先生用意之深也。[35] 

此一评论，揭示出了毕沅刊刻是书的用意和价值。此外，毕沅还主持纂辑有《关中胜迹图志》三十卷和《西安府志》八十卷[36]，单刻行世。乾隆四十一年（1776）入觐时，曾将《关中胜迹图志》进呈高宗，高宗览后大为欣赏，遂命儒臣撰写提要，钞入《四库全书》中[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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