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曰省，笔迹稍于《说文解字》；三曰通，变易其方而不盭于《说文解字》；四曰别，经典之字为《说文解字》所无者也；五曰俗，流俗所用，不本前闻，或乖声义，乡壁虚造，不可知者是也。依此五例，毕沅乃“从五百廿部，穷九千余言，遍讨别指，以示专归”，以继唐陆德明、颜元孙、张参、唐元度，周郭忠恕，宋张有诸家之业，而是正其舛失，其意乃在于“举纲举目，愿无背于往制；去泰去甚，事始契于宿怀。引之能伸，用亦无爽”。而据毕沅自称：“余少居乡里，长历大都，凡遇通儒，皆征硕学。初识故元和惠征君栋，得悉其世业。继与今嘉定钱詹事大昕、故休宁戴编修震交，过从绪论，辄以众文多诬，纠辨为先。既能审厥时讹，必当绍其绝诣。门生嘉定钱明经坫，向称道吴江处士声能作通证书，欲以《经典》异文尽归许君定字，是犹余之志也。”[27]是可见毕沅之为是书，多受惠栋、钱大昕、戴震、江声诸儒之影响，亦可窥一时学林好尚之所在。毕沅又考虑到“《经典》之文，多通假借之道，非必古人字少，以一字而兼数义之用，皆缘隶写转讹，避繁文而趋便易所成。《说文解字》所有其音同、其义异者，据形著训，杂而不越；分观并举，式镜考资”[28]，因著为《音同义异辨》一书，附于《经典文字辨正书》之后，以便考核。
地理学作为一门学问，虽然常被视为历史学之附庸，但讲求实学者则颇对之瞩目。与清初“好言山川形势阨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以及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不同，乾嘉时期的地理学，则“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29]。顺应时代潮流和学术风气的发展，毕沅于地理之书，亦颇为究心。其对《山海经》、《晋书·地理志》、《太康三年地记》、《晋书地道记》、《三辅黄图》及《长安志》的校正考订，即是其讲求实事实学的体现。《山海经》一书，向来被视作志怪之作，而毕沅则将其视为地理书来探讨。他认为：“刘秀之表《山海经》云：‘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郭璞之注《山海经》云：‘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秀、璞此言，足以破疑《山海经》者之惑，而皆不可谓知《山海经》。何则？《山海经》《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图，《周礼·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之名物；《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皆此经之类。故其书世传不废，其言怪与不怪皆末也”[30]。基于此一认识，毕沅历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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