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兄弟，而后却逐渐疏远，以致断绝来往，反目成仇，成为人们注目的疑案。导致他们失和的原因何在？双方又各据其理，各执一词，扑朔迷离，令人疑惑难辨，对于其间的是非，当时就有学者说：“若近梨洲门庭者，便谤晚村；依晚村门庭者，必毁梨洲。”[4]而全祖望之《小心堂祁氏遗书记》文中对吕、黄关系及评价的论述，可谓是“近梨洲门庭者，便谤晚村”的典型案例。对此，我们无须为贤者讳。鉴于吕、黄都是清初具有影响的学者与思想家，他们相互间的交往变化，既有关各自的立身行事，也反映了当时学术思潮的一些趋向与信息，澄清全氏在该文中的某些不实之词，对研究吕、黄的生平与思想及学术与*的关系，乃至当前深入开展的清史纂修都不为无益，因有必要对文中的不实之词予以辨正。为论述方便，兹将文中有关部分全录如下：
吾闻淡生堂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淡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与。交乃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学案私淑，为南雷也。近者，石门之学固已一败涂地，然坊社学究尚有推奉之，谓足以接建安之统者，弟子之称，狺狺于时文批尾之间，潦水则尽而潭未清，时文之陷溺人心一至于此，岂知其滥觞之始，特因淡生堂数种而起，是可为一笑者也。
然用晦所藉以购书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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