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又给儒学以重重一击。从太平军的宗教、思想、政策等方面考察，可以看出其强烈的否定儒家文化的倾向，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正是以“卫道”来号召的。此时，儒学受到了全面的挑战，列强的入侵打击了儒学中的夷狄观念和天朝上国意识，吏治的腐败践踏了儒学的道义信条，儒学不能为应付危机提供现实的帮助，引来了汪士铎一类士大夫的公开痛骂。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儒学危机为内因，以西方文明的引入为外因，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中国有识之士的心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其根本点是对中国文化能否救中国的怀疑。王韬指出：“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11]正是这种对中国文化灭亡的恐惧，成了晚清文化保守思潮兴起的动因。为了重振中国文化，他们提出了种种构想，终于以冯桂芬的名言为标志——“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2]，文化保守思潮开始发其端。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文化保守思潮在许多国家都曾经存在过，但是晚清的这一思潮却有自己的特点：1、与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同，它不是作为文化激进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而是作为挽救文化危机的对策而产生的，它早于文化激进主义而出现；2、与西方的文化保守思潮不同，晚清的这一思潮不是一种反现代化思潮，相反，其思想家大多是现代化的积极参与者或领导者；3、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往往反对*上的激进变革，但晚清文化保守者们多为*上的积极进取者，表现出了*取向与文化取向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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