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中体西用本来就是19世纪儒学发展新趋向的必然产物,魏源、曾国藩等著名的儒学人物对这一理论的提出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中体”与“西用”的内涵、外延也有变化,但中西双方的主从关系并未改变,可见其具有典型的文化保守色彩。
体用派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强烈的责任感,薛福成指出:“中国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旧。”他谆谆告诫国人:“宜考旧,勿厌旧;宜知新,勿骛新。”[17]张之洞告诫国人了解西学应在通晓中学的前提下进行,他希望中国实现“朝运汽机,夕驰铁路”的局面,更希望中国人能继续保持“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18]。
体用派通过中体西用理论首次提出了中西两种文化如何结合的大原则,提出了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第一种文化模式,其所揭示的引进外来文化要加以选择,要以我为主这一道理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当体用派失去时代光彩后,类似的文化观却一再表述,历久不衰。
(二)重塑儒学的晚清孔教派 “孔教”一词由来已久,其意本指孔子的教化。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提出了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从而赋予该词以宗教意义。他重新塑造儒学,把孔教与佛、耶稣、回等世界宗教并列,把保教与保国等量齐观,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孔教派。康有为此举的*意义另当别论,在文化上则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
康有为曾是中国政坛的急进人物,但文化观诚如梁启超所说:“先生为进步主义之人,夫人而知之,虽然,彼又富于保守性质之人也,……其于中国思想界也,谆谆以保存国粹为言。盖先生之学,以历史为根抵,其外貌似急进派,其精神实渐进派也。”[19]确实,康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