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认为，尊奉孔教就是保守中国文化，因为“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21]他主张：“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并令乡落*词，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他还建议派人到外国传教，以期“用夏变夷”[22]。康有为一直进行着孔教的活动，1897年，他在广西组织圣学会，模仿基督教的礼拜形式，制定了“庚子拜经”的规章，“每逢庚子日大会，会中士夫衿带陈经行礼，诵经一章，以昭尊敬”[23]。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屡次向光绪帝提出“创教”、“保教”的要求，希望作为变法的一个内容推向全国。由于变法很快失败，其主张未曾得以实践。此后，他继续从事这类活动，一直持续到张勋复辟失败之后。

在此，引人注目的是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他作《礼运注》、《中庸注》、《大学注》、《论语注》、《孟子微》等，依据时代特点，引进西方学说，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新儒学”体系，使儒学发生了质变。譬如：在哲学思想上，康有为把进化论引进儒学，以公羊三世说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在*思想上，引进了民主观念；在教育思想上，他强调培养合群、竞争、自立、励节的新国民。所以，梁启超指出：“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德也。其所以发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约其大纲，则有六义：一、孔教者，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二、孔教者，兼爱主义，非独善主义；三、孔教者，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四、孔教者，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五、孔教者，强立主义，非巽懦主义。……”[24]可见儒学发生了质变，适应了时代的变化。这反映了文化保守思想家对近代文化建设的规划，反映了积极进取的文化观，这正是体用派所缺少的。

（三）陶铸国魂的晚清国粹派  1905年，邓实、黄节等成立国学保存会，继而创办《国粹学报》。以此为标志，晚清历史上出现了国粹派。其代表人物除上述二人外，还有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他们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以陶铸国魂为号召，文化保守特点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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