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清亡，文化保守思潮经过了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三个发展阶段。

（一）变器卫道的体用派及其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它萌发于冯桂芬的名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经过几十年的洋务实践，到甲午战后，为社会广泛接受。所谓体用，与本末、道器一样，是中国哲学上的命题。中体西用论是在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和精神价值的前提下，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和物质价值，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学为主、中西兼容的文化结构，可见其具有典型的文化保守色彩。中体西用理论的倡导者有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张之洞等人，这些人可称为体用派。

认定中体西用理论属于文化保守范畴，或许会引起某些人的困惑，因为这一口号的提出解决了可不可以学习西方的大问题，所以近年来对中体西用论的研究多强调其在引进西学方面的作用，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那就是从冯桂芬到张之洞，他们为什么要倡导学习西方？

1879年，薛福成对此作了解释：“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13]可见，变器是为了卫道，以西学为用，正是为了保中学之体。张之洞曾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14]其幕僚辜鸿铭概括其洋务事业的终极目的是“保名教”，“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15]。因此，体用派在引进西学时是有所选择的，拿冯桂芬的话说，是“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16]，即引进器物层面的若干成果，可见，中体西用论的文化保守色彩是鲜明的。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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