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一直为士大夫鄙视。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它们与“载道言志”的文学传统有距离，一是它们的文学形式不“雅”。长期以来，士大夫们只承认；“半部《论语》”可以治理天下，只有“载道”的文章，才能有“治国平天下”的神通。小说不算“文学”，自然也不配有这个神通。晚清以来，出于*功利的需要，士大夫这时已经愿意承认小说的力量，并且按照他们自己对文学功能的理解，赋予小说以“救世”的功能，使它与“以文治国”、“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衔接起来。改良主义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提倡过小说，要用小说来纠正中国的吸鸦片、考八股、缠小脚的恶俗。在了解到日本维新变法时曾经利用过小说后，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将“小说”单独列为一部，与“文学”并列，并且提出“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泰西尤隆小说学哉！”[1]虽然康有为此时并不把“小说”算作“文学”;但是他对小说的评价有了重要的突破；小说可以成为“教科书”，起到经史起不到的“教化”作用。经史的作用是“治国平天下”，现在康有为主张小说也可“治国平天下”，它可以将经史所载之“道”，用更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那些看不懂经史的人接受，这就是小说的功能。《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这三部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问世的，它们都不约而同的暗合了作者以小说载道，“治国平天下”的美好心愿。同时，这三部小说和《孽海花》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小说中的四部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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