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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谴责小说看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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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2: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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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来说比重不大。而李伯元为“艳榜三科”自作或征集的诗文，却是各类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举办“艳榜三科”之类的活动，是李伯元别出心裁的办报手段。它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不仅使《游戏报》一炮走红，使得后起的各小报纷纷踵起仿效，从而奠定了文艺性小报的生存根基，而且使李伯元在“十里洋场”声名大振，得到了诸如“骚坛盟主”、“花界领袖”等等的雅号。李伯元以文艺小报为方向，以举办花榜为手段的办报策略，使他在办报事业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同时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游戏”人生所获得的心理满足感大大抑制了他介入现实*的冲动。他用幽默的调侃和“玩世”的态度来消解现实中许多貌似庄严的事物的意义，例如以文人自比为妓女，又如仿照科举的程式来搞妓女选美等，这都是与维新派直面现实的积极用世精神相违背的。维新派因之并不将他视为同类，而李伯元自己为了使已经获得成功的办报活动少受挫折，使来之不易的影响力不至于轻易丧失，也必须尽量保持自由的“中性人”面孔。这就使得他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这里主要指维新变法思潮)自觉地拉开了距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李伯元的思想中又存有深刻的矛盾冲突。早在1897年轰轰烈烈的“丁酉花榜”落幕之际，李伯元就因某些“同类之人，无端操戈相向”而写下了《论〈游戏报〉之本意》一文。文中说；“《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士风日下，……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9]可见，李伯元认为自己所号称的“游戏”并非世俗意义上不负责任的玩世，而只是借“玩世”以“醒世”的一种方式。这些话的确含有为“游戏”正名的意思，但又不能仅仅看成是李伯元为自己行为所进行的一种自我辩护，因为它里面也包含了李伯元的思想基因，表现了李伯元的一种人生姿态。在他的《论本报之不合时宜》和《记本报开创以来情形》两文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正是不计毁誉、劝善惩恶的坚定的人生姿态，使得李伯元不至于沉湎于“游戏”的虚假满足中而不能自拔，不至于走向完全脱离现实的泥坑而不得超越。这是李伯元思想中的一股元气，没有这股元气，就不会有后来的谴责小说大家李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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