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代表。李伯元思想意识的演进过程,呈现出旧思想的蜕变、新思想的萌生和主导思想的成型三个阶段。通过对他独特的心路历程的揭示,可以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谴责小说大家的文学创作提供前提。
李伯元早年曾以第一名考中秀才,但新的时代环境和特殊的个人生活遭际,逐渐淡化了他的功名意识,终于使他走向一条远离正统、寻求自我发展的人生之路。他的少年时代和别人大致一样,在家塾中以攻读四书五经为课业,16岁读完四书五经后又从师批改文章,以是学业精进,深受教师器重。所不同的是,他并未像一般儒生将自己完全卖给经书那样,用全部心思和精力去死啃经书的句读章法,所以除擅制艺、诗赋外,还能书画,工词曲,精篆刻,余如金石、音韵、考据之学,无不触类旁通。1888年(光绪十四年),李伯元“试省门不售”(考举人未中),使他初尝失败的滋味。这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以此为界,直至人生的终点,他逐渐走向了传统知识分子追求功名思想的反面。其结果是李伯元成为晚清著名的小说家和报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打入中国市场,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同时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的产生。晚清时期,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民族工商业较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传统的“士农工商”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才可能吸引一批知识分子加入到商人的队伍中去。中国近代报业的诞生,同样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结果,它为又一批知识分子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新的舞台。李伯元正是看准了这些,才选择了去上海办报的道路。据李锡奇回忆,伯元当时对满清*的腐败极为愤慨,认识到“甲午惨败之后,国家瓜分之祸迫在眉睫,非大声疾呼,不能促使全国上下觉悟,而欲唤起群众,须以报纸为宣传利器。……伯元在乡时曾与吾父兄讨论此种主张,还一起商量过办报方法。后来他在上海编小报写小说,确乎始终如一地体现了这种主张,未背初衷”。[8]显然,他所选择的是一条与传统的仕进之途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标志着在去上海办报前,李伯元的思想已逐渐从传统的功名意识的羁绊中挣脱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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