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书。若有进境，则授以《近思录》及《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各篇。诸生听讲时，一态凝神，退而精心体认，笃实践履，庶于言行之际，敬肆之分，皆有所持循焉。”[63]程朱理学在文教领域的正宗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曾国藩打出“卫道”的旗帜，把大批“抱道君子”和“有血性”的书生吸引到自己门下，几使其幕府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人才库。尤其是曾国藩提出的“孔门四学”、“义理经济合一”的主张，突出了经世之学的重要性，对于经世致用精神的发扬和洋务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倭仁、吴廷栋等理学头面人物在士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河南林县布衣学者徐淮阳，倾慕倭仁的学养，“年几六十，徒步不远千里，谒艮峰访学。”[64]这在士林中一时传为美谈。吴廷栋在山东为官时，曾与安徽书生方潜论学。方潜时好陆王心学，尝著《心述》沾沾自喜，而吴廷栋则认为他误入歧途。为使方潜“迷途知返”，吴廷栋与他“反复辩论二十余书，大约先辩其心即理也之谬，后辩其心无生死之说”，[65]终使方潜翻然悔悟，归依程朱。为此，吴廷栋写信喜告倭仁：“学子中挽回此一人，亦大幸也。”[66]在这些理学显宦周围大都形成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士大夫群体。他们以程朱相标榜，呼应提携，呼朋引类，使所谓“正学”的声势一时大振，对正在兴起的今文经学、处于衰落中的汉学造成一定的冲击。
兴起于乾嘉年间的今文经学本来在鸦片战争前后已经呈现向上发展的势头，但程朱理学的兴起几乎淹没了它的声音。在理学颇为盛行的咸同年间，讲求今文经学者固然不乏其人，但他们或者依附于理学显宦，或者做一些考据性的研究，大都保持低调姿态，失去了龚自珍、魏源当年愤世疾俗的虎虎生气。学宗公羊学的王闿运做了曾国藩的幕僚。邵懿辰讲公羊学而不悖程朱，尝著《仪宋堂后记》为理学张目：“苟无孔子之六经与夫有宋程朱所考定四子之书在天壤之间，与饮食衣服长留而不弊，则夫乾坤几何而不毁坏，人类几何而不灭绝耶！”[67]他与曾国藩交谊深厚，1861年太平军攻占杭州，“骂贼被害”。[68]戴望是以公羊家法撰《论语注》的今文经学家，也被曾国藩罗致于金陵书局，校勘古籍。大致从咸同至光绪中叶，喧嚣一时的今文经学基本无大的作为，直到19世纪80、90年代，经廖平、康有为等人的鼓吹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乾嘉汉学本来在嘉道年间已呈衰象，后经方东树等理学士人的抨击更呈凋零之势。陈澧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哀叹汉学的衰落：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