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案，表彰了大批“殉节”的官绅，如第十二案提到官绅殉难者47人、第十三案14人，第十四案死难官绅士民192人，第十五案官绅死难者25人、第十六案8人、第十七案63人。从他给清廷所上的“请恤折”中可以看出地方士绅对太平天国抵抗的激烈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士绅投笔从戎，积极组织团练，直接参与镇压人民起义的活动。湖南诸生罗泽南长期在乡村教读，授徒无数。1852年，罗泽南在籍倡办团练，后编入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负伤而死。他的学生王錱、李续宾、李续宜、钟近衡、蒋益澧、杨昌濬、易良干、罗信东、罗信南等均为理学之徒，追随他加入湘军。曾国藩称罗泽南“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绪，瘏口焦思，大畅厥志。未几，兵事起，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77]这批人熟读《四书》《五经》，善于用理学思想教化、影响士兵，给军队注入一种新的精神力量。王錱“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谕，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至潸然泪下。”[78]曾国藩亦十分看重士绅的作用，在创办湘军的过程中大量提拔这批人，委以重任，致使他收取最后平定太平天国之功。
总之，咸同年间的程朱理学复兴，不仅是涉及一个学派的兴衰问题，而且与社会*力量的消长紧密结合在一起。理学的复兴强化了士绅阶层封建性的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王权的向心力；太平军屡挫八旗绿营，又迫使清王朝不得不寻求新的依靠力量，遂向士绅集团伸出求援之手，最终造成以曾国藩为首的地主阶级地方势力的崛起和以倭仁、李棠阶等理学官僚执掌朝纲的局面。所有这些都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和力量得到新的调整和振兴，从而加强了清王朝在*、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为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实现“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无怪有人把清朝“同治中兴”归功于“正学”即程朱理学的昌明：“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数年。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穹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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