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朝中位居要津的倭仁、李棠阶等理学重臣感染了一批翰詹御史，逐渐形成名噪一时的清流派，对同光时期的朝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倭仁、李棠阶、吴廷栋被时人誉为提倡“正学”的“海内三大贤”，在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倭仁，俨然一代儒宗，又掌翰林院，为一般御史翰詹所倾慕，多以以弟子事之为荣。同光时期的名御史游百川、翰林院编修于荫霖等均为其门生。李鸿藻、翁同龢都深受倭仁的影响，与他有类似师生般的交谊。而李、翁都是清流派的掌门人物，前者为北清流领袖，后者是南清流魁首。翁同龢在日记中时时流露出对倭仁的钦佩之情：“听艮峰先生讲，巧言令色足恭章，自知有此病痛，此后当切戒，诚字一刻不可离舍”；[70]“艮老欲建言大婚礼仪宜从节俭，又弹中官之无状者，风节可钦，余等不及”。[71]倭仁死后，他如丧考妣，哀叹：“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士失所仰哉！”[72]
无论是程朱理学复兴也好，还是“同治中兴”出现也罢，都不是单纯的统治阶级少数人竭力运作、施加影响造成的结局，而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简言之，是这个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导致的*力量变动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清王朝赖以支持的除了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正规军——八旗绿营之外，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社会联系广泛的基础阶层，即士绅阶层。程朱理学复兴及“同治中兴”的出现就受到这个阶层的有力支持。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分层构成，士绅集团的形成由来以久，尤其在明清时期，它所起的社会作用日益突出，正如曾国藩所说：“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73]一语道出士绅集团在下层民众中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士绅既拥有“官”的某些特权，又生活在“民”之中，对于“民”有一定的号召力，具有亦官亦民的特殊属性，自然受到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所依重。清政府在维持地方风化、主持地方公共事业以及协助官府镇压民变等方面的职能，主要通过士绅来实现。曾国藩把士绅的社会作用概括为“保愚懦以庇乡”[74]。同时，士绅阶层又是一个在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社会群体，他们获取功名必须要熟读理学的范本———朱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