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等学府，都开设了远东语文科，或中国学课程，聘请国内及国外的汉学家、东方学家执掌教席。如哥伦比亚首任汉学教授为德国学者夏德。与夏德同时在该校讲授东方学的还有德国学者劳佛尔。加利福尼亚大学则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聘请英国传教士、对中国官方翻译西书贡献甚大的傅兰雅到该校任教。傅氏开设了中国史、日本史、中日语言、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中国和日本的宗教和哲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言文和官话等课程。借材于域外是美国汉学研究能够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此期的美国汉学界主要研究成果有：夏德著《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1885，光绪十一年）、《古代的瓷器》（1888，光绪十四年）、《论中国艺术的外来影响》（1896，光绪二十二年）、《中国的铜镜》（1907，光绪三十三年）、《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1908，光绪三十四年）；劳佛尔著《汉朝的中国陶器》（1909宣统元年）、《中国耶教艺术》（1910，宣统二年）等。劳佛尔的《中国古玉考》广泛搜罗中国古玉，旁征博引，以考古方法寻绎古今玉之演进，以玉器为中心资料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与礼教的发展，颇有创获。
除了以上提到的国家外，在瑞典、荷兰、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也都存在着一些汉学研究机构及讲授汉学的学校，集中了一定数量的中国学学者，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介绍中华文化的域外媒介。
总之，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外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美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中国民族及文化的研究，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机构的增多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断告世，使域外汉学有了较快的发展。从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涉及到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了中国的*、经济、学术、宗教、文艺、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少数民族等诸多方面；既有历史的考察，又有现状的分析，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已经超过鸦片战争以前的状况。无庸置疑，域外的汉学研究机构是晚清中国文化外传的重要途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后的域外汉学机构存在着复杂的情况。那些属于欧美列强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大都服务于各国列强的殖民主义侵华政策。即便是民间学术机构，也不免要受官方对华政策的影响。它们的研究成果有的能够比较客观地介绍、论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的则受“欧洲中心”论、种族优劣论的影响，带有深刻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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