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及庶民等级中，分离出更多的士人，他们凝聚为一个日趋稳定的群体，其社会地位在庶民之上，故《孟子》中，出现“士庶人”的提法。在这个群体中，尊奉儒家学说的人不断增多，孟轲是其理论代表。在《孟子》一书中，论“士”六十四次、“儒”二次、“仕”二十九次、“君子”八十二次、“圣”四十七次。不仅发展了孔子提出的士子求学与修养的标准，而且特别详细论述了士人入仕后如何推行仁政的方法与原则，同时还抨击了其他流品士人的言论与行为。这说明，战国时期“儒士”阶层已经确立并不断壮大，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显重要。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考证云：“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③]
秦汉以降，硕儒名臣论述儒士的记载，不绝史册。宋代应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中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在《选举典》的《养士部》及《士习部》，辑录了历代论士的重要言论，其中宋人占有很突出的地位，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原来，唐末五代之际，不仅*分裂、干戈不息，而且纲纪败坏、风俗日偷。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云：“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相沿为故事，至宋祖已第四帝矣。”“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协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④]顾炎武也指出：“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⑤]宋王朝建立后，从纲常伦纪、道德风俗上进行整顿不是一时能完成的。加之与辽、西夏、金不断争战，社会动荡，这方面更有恶化的趋势。因此，宋代许多*家都慨然于道德之亡，大声疾呼予以整肃。如欧阳修云：“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⑥]二程及朱熹也大力提倡正君心、端士习、振纲纪、化风俗，认为学者士人在这方面有最为紧要的责任，因此，《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书中，有许多论士的见解。就朱熹的实践而言，他十九岁中进士，登第五十年，出任中央及地方官职不过十二年。他在从政时期，就十分重视讲学。从政不得志后，更全力投身于培养儒士的事业及埋首著述。他亲手拟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在中国沿用了七百余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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