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儒士观，总结了由西周至清初两千余年间儒士阶层的历史作用，论析了“士”群体的构成及士风、士习的演变。

王船山所称的“士”，与孔、孟所云颇为一致。他说：士“以学为业，以仕为道”；“士，出身事主而效于民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⑧]他特别把士人和庶民加以区别，认为二者在智力和理念上差别极大。如云：“秀者必士，朴者必农，僄而悍者必兵，天与之才，习成其性，不可移也，此之谓天秩”[⑨]，“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非绝农人之子于天性以外也。虽欲引之于善，而噎霾久蔽，不信上之有日，且必以白昼秉烛为取明之具，圣人亦无如此焉何也。”[⑩]。他认为，士君子所追求的，是“明伦、察物、居仁、由义”，而庶民小人“其所以然者，求食、求匹偶、求安居，不则相斗已耳，不则畏死而震慑已耳。庶民之终日营营，有不如此者乎？”甚至还说：“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11]王船山看到了先天素质、后天教育、社会影响及个人努力等因素对“士”阶层形成的作用，但也把士庶界限夸大化、凝固化，说明他“习成其性”的理论，包含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成分。也表现他“尊卑等秩、各安其所”[12]。的等级意识还相当浓厚。至于他斥庶民为流俗、为禽兽，似语之过重。其实，他主要是警喻士人不可陷入流俗，不可一味去钻营财货利禄。

王船山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后认为：上至天子，下至百官，凡由儒者充任时，治道便较清明，国势便较强盛。

他说：“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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