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认为，继战国游士之后，汉代又有“伪儒”，他们*于巫史，信奉谶纬之说，为害亦久。时至明代，“小人儒”成了大害：“近世小人之窃儒者，不*于鬼而*于释。释者，鬼之精者也。以良知为门庭，以无忌惮为蹊径，以堕廉耻，捐君亲为大公无我。……不数月而奉宗社以贻人，较汉之亡为尤亟焉。小人无惮之儒，害风俗以陆沉天下，祸烈于蛇龙猛兽，而幸逸其诛。”[23]这里称的“小人儒”，就是那些信奉释教及尊依阳明心学的“导端”，他认为明朝的覆亡和这些人有直接的关系。王船山并从历史上考察了这种“小人儒”的形成过程，说：“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三者之致祸异，而相沿以生者，其归必合于一。”[24]唐代李翱等始，萌发了良知之说，后来又加上庄生之绪论、浮屠之宗旨，沿染千百年，形成了王阳明致良知之说，结果是“不数月而奉宗社以贻人”。因此，王船山痛切陈词：“辟异端者，学者之任，治道之本也。”[25]

除沉溺于异端的“小人儒”外，还有追逐衣食、名利的“俗儒”。王船山并不反对科举取士制度。他认为，一种制度没有不得的，也没有不失的。科举之所以行之千年而不易，是因难以找到更适宜的方法代替它。问题是，士子应诚于立言，考试的内容也应不断厘正，策以书义经史等实用之学，革除浮辞靡调。他痛诋的是那些曲学阿世、教以利、学以利的俗儒：“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于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26]明清时，确实有许多士人把读书应试作为追求名利的敲门砖，因此王船山严予抨击。他感慨道：“圣贤之言，皆不可食、不可衣者也，今之读书者，以之为饥之食，寒之衣，是以圣贤之言为俗髠、妖巫之科仪符咒也。”[27]

王船山认为，由于“小人儒”、“俗儒”的影响，明清之际，士风大坏：“自万历以降，士习日靡，一变而虔矫，再变而浮夸。至于今日，则沉埋于米盐田舍之细，*泆于胥吏讼魁之交。”[28] “虔矫”、“浮夸”是指明季王学盛行所造成的后果。沉湎于“米盐田舍”、“胥吏讼魁”之中，则是清代许多士人的写照。有感于此，王船山对士人君子的思想行为规范，提出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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