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之天子”，特地举出：“起于学士大夫，习经术，终陟大位者三：光武也，昭烈也，梁武帝也。故其设施与英雄之起于草泽者有异，而光武远矣！”光武帝刘秀是东汉开国之君，昭烈帝刘备是蜀汉创建者，梁武帝萧衍建立了南朝梁。不过，昭烈帝习于儒但又*于申、韩，梁武帝有所学却又崇浮屠之法。只有“光武则可谓勿忘其能矣。天下未定，战争方亟，汲汲然式古典，修礼乐，宽以居，仁以行，而缘饰学问以充其美，……三代以下称盛治，莫有过焉。故曰：光武远矣。”[13]关于吏治，王船山认为，西周时，国家所以能长治久安，政不稗、官不庇，原因就在“法纪典籍一委之士。”他解释说，这一者是因为士子专习吏事与典故，从政不难：“士既以学为业，以仕为道，则苟分任于六官之属者，皆习于吏事而娴于典故，政令虽繁，无难给也。”再者，是因为士既知学，则闻乎道，以名节为重：“名节重而官坊立，虽有不肖，能丧其廉隅而不能忘情于进取，则吏道不汙，而冒法以住雠奸者，十不得一。”倘若相反，以国家之政“委之鄙贱乾没之宵小”、“委之刀笔之猥流”，必然是“千里之堤溃于蚁壤”，遗祸久远[14]。
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见解，他结合历史事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他说，三国时，曹孟德能“推心以待智谋之士”，长于谋略者接踵而至。其子曹丕称帝，本难与孔明抗衡。当时蜀汉出师，如果魏军只在汉中迎战，一旦败溃，长安难保，大势必去。但是由于曹丕仍保持了尊重谋士的传统，用孙资所献之策，“见兵据要害，敌即盛而险不可逾，据秦川沃野之粟，坐食而制之，虽孔明之志锐而谋深，无如此漠然不应者何也。”结果成功，所以说：“魏足智谋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故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15]又如唐朝的武则天，王船山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斥之为“嗜杀之*妪”，但十分称道她“得人之盛”。而唐高宗李治则相反，柔闇无能，士人离心，“善善而不用，恶恶而不去，目塞而闇，耳塞而聋。其足以挫生人之气，更甚于诛杀也。”王船山说：“人之有心，奖之而劝，故盛世之廷多正士；激之而亦起，故大乱之世有忠臣。”人才并不难得，关键是君主采取什么政策，故曰：“人才之盈虚，视上之好恶。”[16]在总结汉、宋两代的经验教训时，他说：“有天下者，崇儒者以任师保，……保宗祊、燕子孙、杜祸乱者，必资于此。”他认为“得士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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