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史所仅见。自朱熹以后,士林风气、培养士子的理论和方法,均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故赵翼说:“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已,且转籍为迁官受赏之资。……习俗相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犹不以为怪。……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⑦]
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又发生了大动荡。在政局变化之际,有一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勇敢地投身于抗清斗争。失败以后,他们或者更名改姓,四处云游,或者屏迹幽居,深藏不出。他们冥思苦索,著书立说,怀着悲愤沉痛之情,总结明亡的教训。在他们的著作中,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危害,提出了若干改革主张;抨击了理学末流及王阳明心学的空疏无用,强调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反对民族压迫,重申了汉族地主的夷夏之防说。他们还都把眼光投向了儒士问题。像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读四书大全说》等,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通观他们的见解,可胪列几点共同之处:第一,都申明自己是继承孔、孟论儒士的基本观点,并肯定和吸收了朱熹的许多论述,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深化、提高。第二,对周秦到清初儒士阶层的构成及历史作用,做了总结性探讨,对历代养士、造士、选士制度的利弊得失,各自发表了看法。第三,他们认为明朝衰落与覆亡也和一部分士人陷入异端邪说及沉沦于追名逐利有关,痛心疾首地对之抨击,强调了士风、士习与国家兴衰安危的重要关系。第四,都对如何培养德才兼备的正人君子,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像王夫之,还参与了这方面的实践。第五,他们的儒士观,绝非纸上谈兵,首先是身体力行,口与心一致,因此更富有感召力。
王船山遗留至今的著述,极其宏富,共七十余种,近三百卷。他的儒士观,在我国古代有关儒士阶层的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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