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以上的认识，王船山对教育便极为重视，认为必须立学校以教士：“广立学校，而以时考其成为进退焉，则士劝于学。”[18]还说：“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语其先后，则政立而后教可施焉。”[19]这里所说的教，主要也是指士的培养，他认为教是治天下之本。

王船山还认为，儒士阶层并非是个单一的群体，其内部构成复杂，有不同的流品。历代士林风气，亦因时而变。他认为，历史上除“君子儒”和“正士”外，还有另外一些士人，如战国时有“游士”、汉代有“伪儒”、明季有“小人儒”、“俗儒”等，这些人不仅无补治道，而且毁正学、亡国家，是天下之大害。

顾炎武曾说：“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20]王船山亦持如是观，他说，战国时齐宣王喜纳辩士，并听用之，稷下之馆客日进，此乃取亡之道。原因是什么？“凡此挟策而游之士，恃其小慧之无往不合，交流之散在列国，可以或去或来，而不与人同其成败，故苟可以利其身，则虽一言之覆人邦家而不恤。”[21]就是说，游士们持一已之私交游列国，并不辨是非曲直，不承担胜败的责任，只要于己有利，导致他人亡国也在所不顾。“揣摩情势，游移捭阖之士，其术得雠，而天下之乱不可止。战国之分争，垂数百年而不定，暴骨连野，人之死者十九，皆此等心机所动，持天下而徇己说者成之也。”诚然，战国时的纷争，自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根源。但当时士风败坏，诸多口若悬河之徒，唯利是趋，无信无义，确也是事实。这里，想附带提醒一点：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儒士阶层中，存在一种近乎天然的、始终不渝的观念和风尚，即都注重气节、讲求信义。这种评估，值得商榷。明人于慎行曾说：“士之气节盛衰亦有时哉！有唱而后和，有锐而复竭，……士之举动犹风也，飘风大和，冷风小和，风之所过，万窍怒号，风之所止，一尘不动，且再鼓则衰，三鼓则竭，气亦有所尽也。”[22]在中国历史上，士阶层的气节观至少有三个时期极度削弱：一是战国时期，二是唐末五代，三是明末清初。每逢此时，总有一批志士仁人、名贤巨儒力挽狂澜，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才使原有传统未曾断灭，而且更为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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