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载的南学会组织的讲学活动共有 13 场。据吴仰湘研究的结果，参与讲学的演讲者共有13人，其演讲次数分别是皮锡瑞12次，谭嗣同6次，黄遵宪8次，李一琴与熊希龄各3次，陈宝箴4次，曾广钧与戴宣翘各2次，欧阳中吾、乔树柟、徐仁铸、杨自超、邹代钧各一次。[2]笔者据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湘报》、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等著述报刊涉及的有关资料，认为吴仰湘的看法基本正确，只是未见戴宣翘第二次讲学的证据，故笔者认为吴的结论仍有小的出入，现有资料显示讲学次数应是44次，其中戴宣翘讲学仅一次。
从这44次讲学的题目内容看来，南学会讲学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为较为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一为传统的学术知识和西方新传入的社会*学说。其中包括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方面，体现讲学者“欲将一切规制及兴利除弊诸事讲求”的目的。多数讲学者在讲学中兼杂中西学说，以期启民智，阐明其维新变法主张。汤志钧曾认为南学会讲学各有分工，在《皮鹿门年谱》也有类似的叙述，“正月……创设南学会与长沙……分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四门，公（皮锡瑞）主讲学术、黄公度讲政教、谭复生讲天文、邹代钧讲舆地”。[3]南学会所发的传单也是分“学派、政教、天文、地舆”四类分送官绅。[4](p100)其实在讲学中，分工并未如此明确，皮锡瑞的宣讲主要由传统学术角度阐明南学会的各种主张。黄遵宪、谭嗣同虽主讲多次，但并不限于政教天文。邹代钧仅讲一次，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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