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交涉公理，也是要官绅隐忍自强，同时希望用公认的交涉之道与外国交涉。他们对国际公法存在幻想：“欧洲重公法，待野蛮无教化之国，与待文明有教化之国不同，杀其人不为不仁，据其土不为不义，西人欲灭人国夺人地，必先出报，痛诋其国如何无教化，将代为之设教；其民如何不聊生，将代为之治民。以此试验其国，并告知各国，其国醒悟，犹可挽回；若其国视若罔闻，各国亦置之不理，则彼大胆动手，以其国既如此昏聩，各国亦无为援手者也。”[12]而近世西人目中国为半教之国，屡侵侮之，“正以其不讲理”。[11]由此维新派希望援用交涉公理与西国周旋，以保全湖南。这种主张虽有其简单幼稚之处，但也不是纯粹的妥协退让。他们希望通过宣讲交涉公理，让国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处境，专意于内部革新，早日实现自强。“自古中国之于外国不讳言和，惟不可专于求和，不求自强地步。” [11]有其策略性的考虑。听众吴焕卿曾说：“就今日时局而论，莫如保护外教，免生衅端，昌明己教以保族类。……其所以首在保护外教，欲延中国岁月。四万万众庶几日开其智，或者免其分割，亦未可知。”其主张明显受到南学会讲学的影响。讲学者也相当欣赏其见解，“所见极精，曷胜钦佩。中国名尊孔教而实不知晓孔教之大，何暇论天主耶稣之是非。今先讲求孔教义理以开民智，庶不至为波兰之续，否则真有寒心者矣。”[13]
当然，维新派对洋教在湘省的传播不是漠然置之。在反对湖南官绅盲目排教时，南学会提倡“文明排教”，即通过发扬孔教来与洋教竞争。皮锡瑞在给叶德辉的信中曾提到：“南学会之设，实以夷患方棘，不能开衅，而当求所以抵拒。……惟期发明吾道之大，稍除中外畛域之见，不明与之争，而暗与之拒。但使人人知吾教胜于彼教，彼虽传教，不能诱我之人。” [5](p112)陈宝箴也在讲学中说：“今我于圣人之徒所以为教者一无所得，不能自奉吾教，而徒责人之不同吾教，甚且自背吾教以改人之教，以贻家国天下之祸。”[14]新派人士从外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中受到启发，以儒学为孔教，试图以发扬孔教以拒洋教。他们认为洋教在中国得以顺利传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孔教不扬，圣道不张。于是他们要求通过改革科举，废八股考试，推广学会等手段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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