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后，中国陷入被列强所瓜分的危险境地。南学会开讲后，陈宝箴等人就通过讲演阐明中国面临的形势，让听众了解中国所处的危亡处境。谭嗣同首次讲学即以“论中国情形危急”为主题，特别以土耳其、暹罗两国故事为例，喻中国应知耻变法，要湘省绅民“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急之局”，以自危求自振。[7]皮锡瑞则言：“今中国微弱，四夷交侵，时事岌岌可危，迥非乾嘉以前之比。”要听众响应朝廷“开民智，求人才为急务”的号召，将古今中外形势“瞭然于胸中”，讲求有用之学。[8]乔树柟强调“今日是大战国”时代，希望湘人求公利以自强。[9]陈宝箴等人也分别在学会申明时局的危机，以警醒国人。
对于南学会组织者来说，讲明形势的目的在于唤起湖南官绅的救亡意识，同时让他们认识到盲目排教的危害。湖南士风民气本以排外仇教著称。维新派担心由于湘民的盲目排教引发教案，使洋人有启衅的借口，特别是旅顺事后，陈宝箴等人更担心此类事在湘省重演。南学会开讲之日，陈宝箴点出学会之旨乃通过讲学以开民智，批评盲目排外乃愚昧不知耻的行为，“以天下数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众，不得与欧洲诸国比，岂非吾辈之大耻乎？”而湘人不以为耻，反而“见游历洋人则群起噪逐之，抛掷瓦石殴辱之，甚欲斨其人而火其居，不思我政教不如彼，人材不如彼，富强不如彼，令行禁止不如彼，不能与彼争胜于疆场之间，而欺一二旅人于堂室之内，变故既起，徒以上贻君父之忧，下为地方之祸，不更可耻之甚哉！” [10]第四次讲学中，熊希龄再次以时势危急，主张湖南不可与洋人开衅，陈宝箴曲为譬喻，“嘱湖南莫打洋人。”皮锡瑞此日日记记道：“学会之设，原为此事，至今日始点题。” [4](p112)皮锡瑞由此得到启示，“以孟子、朱子之言，更为阐发”，引入交涉公理，讲明孟子“以大字小”，“以小事大”的学说，并“以宋人之待辽金元，及贾似道、张濡之事为戒”。[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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