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中，多数大儒都强调通经致用。顾炎武在批评晚明学风时说：“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1]全祖望论黄宗羲学术宗旨时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2]王夫之更是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期许，生动地体现了通经致用的精神。由此可见，他们都强调从研习经术出发，达到实用目的。顾炎武、黄宗羲虽批判八股取士，但从不怀疑经学的用处。然而，在清初就有学者就从科举制的角度怀疑经学的用处了：“今人首尚制举业，而以其余力治经，父师之所传，子弟之所习，《诗》、《易》、《春秋》之指，甚且稍谬于圣人。非惟无学，亦无经也。又或自以为经，而不知何者为学也。由斯以观圣人之经，果何益于今之世哉？”[3]康熙初年，一次科举考试中甚至取消了测试经义的八股文，只考策论，礼部侍郎黄機上疏，分析了经书与策论在科举中的不同作用：“先用经书，使士子阐发圣贤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士子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 [4]康熙深以为然，命复旧制，乡会试仍以八股文取士。可见，清初官方也一度认为经书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而后来恢复其科举制中的地位，主要出于意识形态控制的考虑，也就是黄機所说的“观其心术”，而不是出于提高行政技术水平的考虑。
在清初的经世思潮中，颜元可谓是另类，他虽然强调经世致用，但明显偏离了通经致用这一思维模式。颜元在《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中讲了他著《存学编》的宗旨：“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5]由此不难看出，在强调“致用”、“事功”这一层面上，颜元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对待经学与致用关系方面，他们之间还是有差异的。颜元不象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那样在经学研究方面具有博大精深气象，颜元从浩如烟海的儒家典籍中直接拈出个“三事三物之学”。他说：“唐、虞之世，学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周、孔之时，学治只有个三物，外三物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6]其中颜元最重视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他说：“盖三物之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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