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进行研究。正是在这一时期，通经摆脱了致用的束缚，学术不再是一种手段，从而使学术走向真正的独立，这也是乾嘉时期“通经”“致用”相疏离的积极意义所在。在乾嘉学者的眼中，经书不是干禄之具，而是学术的对象；甚至“通经”在他们看来也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因为他们崇尚的是“专”，而非“通”，在他们的视野内，能达到“通”的境界的学者，世上不过一二人而已，而且“通”也仅仅指一种学问境界，而非道德境界。正是这种“专”，使得传统经学走向了分化瓦解的道路，逐渐发展成为音韵学、诸子学、金石学、校勘学、舆地学等分支学科。经学慢慢成了一个空壳。
毫无疑问，乾嘉考据学者的学术研究活动十分鲜明地凸显了通经不必致用的倾向，尽管乾嘉时期经学研究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这仍然掩盖不了通经致用观念所发生是内在分离现象，考据学者的经学研究实际上在无形之中把儒家经典推向历史深处，使之仅仅成为纯粹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观念，尽管这一观念早有前贤提及；尽管章学诚这一观念的提出是为了批评乾嘉考据学者，与“经学即理学”相抗衡，但是，这一观念在此时提出的确是学术史内在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章学诚的目的与考据学者所做的学术工作实际上殊途同归，那就是把经学研究转换成史学研究。而且章学诚从这一观念出发，打破了六经载道的见解：“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21] “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这句话是说明六经不足以载道，这就打破了六经包容宇宙一切真理的神话。通经不足以致用的观念在晚清思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章学诚可谓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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