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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通经致用 观念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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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2: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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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在以往儒家那里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而在乾嘉学者那里却上升为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以往儒者即使立言，也不过是一种手段，为了明志（立德）或淑世（立功），而在多数乾嘉学者之中，立言只不过是为通经而通经，为学问而学问，它并没有承载立德与立功的重负，立言本身就是目的。王引之说：“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 ”[16]“于大道不敢承”一语道破王引之的经学研究对“致用”的疏离，他的兴趣只在“通经”，为了通经而通经。他关注的是纯粹学术问题，至于立德与立功，早已淡出他的视野。写过《十七史商榷》的王鸣盛从小到老，坚持每天读书，可他对立德、立功满不在乎，并且十分爱财，当官后大肆聚敛。有人问：“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他回答说：“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17]官至总督的毕沅，不顾朝廷的不许外官养戏的*，自家养了个戏班子，有人批评他奢侈，他却说：“吾尝题文山遗像：‘自有文章留正气，何曾声妓累忠忱。’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18]汪中曾因看不惯一个捐得二品衔的商人，便每逢这个商人出门探访时就骑着个驴跟在后面，“其后戴草制暖帽，以红萝卜为顶，以松枝为孔雀翎，于项间挂冥镪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19]商人没办法，只好拿出五千金了事。尽管汪中此举替文人大大出了一口气，但毕竟有违道德原则。章学诚批评汪中有才无识、名利心重、爱耍小聪明，于是章学诚总结道：“是以学问文章，必收摄于人心。”[20]章学诚的批评虽然不免有先入之见，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乾嘉学者对立德、立功的疏离。
乾嘉时期，“通经”、“致用”相脱节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经学发展至清代，著述汗牛充栋，《四库全书》的编撰虽然有其*意蕴，但更是对以往学术进行总结这一要求的客观反映。乾嘉学者对儒家典籍的整理基本上是本着实事求是是原则，把立德与立功悬置起来，以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的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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