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发现为六行，而实事为六艺；孔门‘学而时习之’即此也，所谓格物也。”[7]颜元实际上是以六艺取代卷帙浩繁的经学，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相比，颜元已经跳出了“通经”的窠臼。虽然颜元是经世思潮的先锋人物，但儒家传统的通经致用观念在他那里是行不通的，他完全是从“致用”的角度来选择学习研究的对象，其结果是否定了汉代以降经学中的主体部分，从经学的中心走向边缘，淡化了经学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意味着学术研究不再仅仅为某一政权提供合法性论证，从而突出了经学逐渐瓦解并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刘师培说：“近世以来，中土士庶惕于强权，并震于泰西科学，以为颜氏施教，旁及水火工虞，略近西洋之致用；而贵兵之论，又足矫怯弱之风。乃尊崇其术，以为可见施行。”[8]虽然刘师培旨在批评颜元重术轻学的倾向，但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颜元学术宗旨与中国传统通经致用观念的差异。另外，与清初其他几大家相比，颜元更重视实践，他认为，知识的源泉不是经书而是实践。这样，经书上的东西便不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企图通过直接研究经书就得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也无异于缘木求鱼。总之，颜元从儒家经典中分离出三事三物之学，强调实践，这些都意味着致用不必通经，这是对通经致用观念的一大冲击。
同样处于经世致用思潮之中，但颜元与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的思路迥异，甚至矛盾，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种统一性下面的差异意味着什么呢？作为一种学术形态，经学的发展要求自身向专业化、独立化方向前进，对于大多数经学分支而言，这一趋势越明显，离直接应用就越远；而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利用经学直接干预社会、影响社会是儒学的一个根本宗旨。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9]，这已经隐约道出作为学术形态的儒学与作为*工具的儒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正是通经致用观念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随着经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而日益突出。顾、黄二人重新倡导通经致用主要是针对时弊而发，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学术自身发展与儒学宗旨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学术的发展要求“通经”越来越专业化、独立化，这样，“通经”与“致用”就未必直接有联系，在某些领域甚至淡若游丝。当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要想兼顾通经与致用，何其难也！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清代中期经世思潮的消退以及考据学的兴起，与通经致用观念的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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