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代中期，考据学处于鼎盛时期，在一流学者那里，通经致用观念尚未断绝。洪榜评价经学大师戴震说：“先生（指戴震）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10]钱大昕则说：“《易》、《书》、《诗》、《礼》、《春秋》，圣人所以经天纬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于道无所不通，于义无所不该。”[11]由此可见，钱大昕仍然把五经当作包容一切真理的全书，所谓“淑世”、“治身”正是通经致用的两个层面，即立功与立德。汪中也自称：“中少日学问实私淑顾宁人处士，故尝推之六经之旨，以合乎世用。”[12]又说：“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13]

        然而，乾嘉学者说是这样说，但仔细研究便会发现，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中，通经致用并不居于核心位置。儒家讲三不朽，三不朽是个有序的价值体系，依次为立德、立功、立言。但在乾嘉学者那里，这一序列发生了变化，戴震的言论已经露出端倪，他说：“六经之文，邃深而博大，学焉者各有所至，或履之为德行，或抒之为文章，或措之成丰功伟绩。”[14]这里是按照立德、立言、立功的顺序来讲的，言下之义，立言高于立功。钱大昕更进一步，认为“古人称三不朽，以立言与立德、立功并称。言岂易立哉！言之立者，根于德，通乎功，而一以贯之”[15]。这就进一步提高了立言的地位。钱大昕虽然做过高官，但很快就引退，以著述为业。章学诚虽然有做官的机会，但他也放弃了，专门致力于学术，这在乾嘉学者那里是个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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