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在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渐呈被动局面，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龚自珍似乎已经预感到儒学的悲剧命运，发出了“或谓儒先亡，此语又如何”的慨叹，字里行间渗透出对儒学命运的强烈忧患意识。而以他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正是以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为手段，希冀一挽狂澜，拯救衰世，振兴儒学。与龚自珍齐名的另一位今文经学家魏源则重新祭出了通经致用的旗帜，企图挽救世风：他说：“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22]魏源认为“求道而制事，谓之经”，通晓经术就是为了“制事”，切于实用，故“通经致用”实际上就是“以经术为治术”，古人并不以此为耻辱。通经致用是今文经学治学传统的鲜明特征。魏源提倡通经致用是针对当时汉学的繁琐和宋学的空疏而发的，其主要目的在于“借经义以讥切时政”，务在匡世，他是以阐发微言大义为手段，为其“变古”、“利民”的*主张提供经学依据。
思想的历史从来就不是一条清澈透明的河流，沿着人为构成的单一的逻辑线条前进。从社会史的角度说，今文经学家重提通经致用并身体力行，远迈乾嘉考据学者，无疑是个进步；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说，这一口号仍然是以学术为手段，有悖于学术独立的精神，这对于不以通经为致用手段的乾嘉学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然而，晚清今文经学毕竟不是西汉今文经学的重演。至清末，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观念还是受到改良派人士的怀疑，即使讲通经致用，也早已逾越传统儒学的藩篱，以西学为桥梁重新审视通经与致用的关系。晚清的有识之士普遍认识到，经学并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改良派人士王韬在比较中西学术时说：“（中国）即有淹博之士，亦惟涉猎群圣贤之经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已。故吾尝谓，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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