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先。”[23]又说：“六经载道，穷经所以行道。中国数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经。而西学者缋六经之未具，又非中国诸子百家所能言。”[24]王韬的言论一方面认为中国传统学术难以应用于现实，通经不能致用；另一方面认为六经并非是囊括宇宙一切真理的全书。这对通经致用观念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在维新派中，严复对西学有精深的研究，他的维新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批判儒学的理论武器都不是取自儒学本身而是取自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他站在西学的背景之下，不仅批判“宋明腐儒”，而且明确指出“六经且有不可用者”[25]。晚清改良人士的观念，无异给通经致用观念浇了一头冷水。
正当维新之际，张之洞抛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口号，后来学术界一般表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这实际是对通经致用观念的直接否定。中体西用观念虽非肇始于张之洞，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沈寿康等早已言之，但以张之洞的言论影响为巨。他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26]虽然这些的口头上仍然说圣经（指儒家经典）无所不包，但他还是不得不把经学的功用限制在“治身心”方面，而把“应世事”的权力让给西学。这样，通经致用观念中“致用”的范围就缩小了许多。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是儒学价值观念的一个质的变化，它彻底地切断了清初以来日益淡化了的“通经”与“致用”的关系。实际上，梁启超也有中体西用的思想，他说：“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27]与张之洞强调“治身心”不同，显然，他的着眼点在“外王”、“立功”层面。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言论中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必须以西学为中介，改造传统经术，才可能通经致用。这样，西学反而成为通经与致用的桥梁。二是西学必须以中学为依托，结合中学，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发生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梁启超为解决传统儒学通经致用观念的困境，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换的一个尝试。严复则极力反对“中体西用”的说法，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思想，这实际上把中学“为体”的地盘也剥夺了。“通经致用”在他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承接乾嘉统绪，力倡实事求是学风，他针对经学研究提出：“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28]如此看来，通经与致用的关系在章太炎那里是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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