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通经致用观念消解的制度性标志是科举制度的消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下诏改革科举，乡、会试头场试中国*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艺学（科学技术）、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四书 》、《五经》由首场移至最后第三场，反映了传统经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地位的衰落，1905年，官方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儒家经典虽然仍在新式学堂中作为一门学科继续讲授，但在制度层面它已经完全断绝了与*的联系，丧失了建制化的保障，梁启超曾说：“今日之天下，幸而犹以经义取士耳，否则读吾教之经者，殆几绝也。”[29]梁氏的担心终成现实。利禄之路一绝，读经者消失殆尽。儒家经学从此魂不附体，飘浮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上空。    

        综上所述，儒家通经致用观念在清代层层解构，通经与致用在不同层面相疏离，最终将经学推进了图书馆、博物馆，把它作为一种资源储存起来，使之成为纯粹学术研究的对象。即使是古为今用，儒学也必须经过某种创造性转换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一衍变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学的价值观念虽然在近代以来面临种种挑战，并不断做出反应，但从明末清初开始，儒学价值观念的衍变同样是推动近代儒学价值观念衍变的一个内在动力。如果没有清初颜元习行观念对通经致用观念的破坏，如果没有乾嘉考据学者为通经而通经的学术独立精神，如果没有章学诚“六经皆史”所凸显的儒家经典在致用层面乃至制度层面的缺欠，我们很难想象，晚清学者会对传统经学做出如此迅速而又似曾相识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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