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整理国故运动”所标榜的“文艺复兴论”来看，它与国粹派的“古学复兴论”也不无渊源。1905年，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一文中呼吁：“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唯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15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20世纪也。呜呼！是则所谓古学之复兴者矣。”[7]1906年，章太炎也指出：“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8]1907年，刘师培亦倡言：“二十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时代，盖无难矣，岂不盛乎！”[9]由此可见，晚清国粹派对“古学复兴论”的宣扬，始终抱有相当自觉的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促进了“文艺复兴论”在清末民初的广泛传播，并进而影响了“整理国故运动”的方向。例如，《新潮》便将其英文名译为“The Renaissance”，胡适则更直接诠释说：“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部门。”[10]

第三，从“整理国故运动”所富有的批判精神来看，它也明显是继承了章太炎的强烈批评意识。对此，钱穆曾经一语道破：“民初新文化运动，实亦一套《国故论衡》，将旧传统逐一加以新观念、新批评，如是而已。”[11]他还说：“太炎此书特称国故，此国故两字，乃为此下提倡新文化运动者所激赏。……《论衡》者，乃慕效王充之书。太炎对中国以往二千年学术思想文化传统，一以批评为务。所谓《国故论衡》，犹云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故太炎此书，实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12]确实，章太炎对王充所撰《论衡》一书评价甚高，称赞该著“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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