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晚清国粹派都对“整理国故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36]其实，正如钱玄同所概括，二者本来也就是“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两个紧密衔接的阶段。

二、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

如果说缘于章门弟子的麇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直接传承了晚清国粹派的学问；那么，“古史辨派”则显然是更多地承继了清末今文经学的疑古思想。

第一，从“古史辨派”诸人的自述来看，他们大都承认接受了清末今文经学的影响。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即说自己“推翻古史的动机”，源于“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37]此后，他还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将清末“经今文学的兴起”与“古史辨的兴起”，视作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38]他甚至还曾在1961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予询丕绳：‘我所受之影响孰为最：郑樵、朱熹、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康有为、胡适？’丕绳答曰：‘康有为。’予亦首肯，盖少年时代读夏曾佑书，青年时代上崔适课，壮年时代交钱玄同，三人皆宣传康学者也。”[39]而钱玄同也回顾说：“我专宗经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40]他还在1935年1月20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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