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章太炎等晚清国粹派此举，将乾嘉以降的诸子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缘是，近代诸子学研究得以肇始发端。[30]对此，胡适曾强调说：“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31]

与此同时，除了抬升诸子学的地位外，章太炎等人还使诸子学从传统的“考据之学”发展为一种“义理之学”。关于这一点，胡适也曾予以表彰说：“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杰作。”[32]而揆诸史实，胡适开始“整理国故”的尝试，也正是源于章太炎诸子学学说的“培植灌溉”。早在留美期间，他便撰写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驳章氏“诸子出于王官”说。[33]其中见解虽然不同，但立异的心理却十分明显，而这恰恰表露出章氏对他的潜在影响。此后，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更是大量汲取了章太炎的学说。在该书再版自序中，他便写道：“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34]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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