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分别考订了六经的真伪。他提出：“《周礼》一书，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国家组织法。”而“《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的价值。……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至于《春秋》，他主张确是孔子所作，是含有“微言大义”的，而不“单是一部史书”。他并且说：“论《春秋》的真意，应该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晚出的《左传》最没有用。”[50]显而易见，胡适这些见解，与康有为等清末今文经学极为相同。也正因此，柳诒徵后来指斥说：“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一心以为儒家托古改制，举古书一概抹杀。”[51]章太炎更谓：“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长素之唾余。”[52]

事实上，关于康有为对后世学术界的影响，其弟子梁启超曾有过论述。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精辟评价康氏《新学伪经考》：“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至于《孔子改制考》的影响，他则将之概括为四个方面：“一、……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二、……建设新学派，鼓舞人创作精神。三、……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53]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这番评述写于1920年，适值“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阶段。这显然说明梁氏此言正是通过切身体会，有感而发。其中所谓的“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以及“别辟一新殖民地”、“建设新学派”，“怀疑批评的态度”、“夷孔子于诸子之列”等等，无疑恰是“整理国故运动”在当时的现实写照。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