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古史辨派”的古史观点来看，他们也明显是继承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学派的学说。

例如，康有为曾在《孔子改制考》中说：“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先矣，然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论之故”。他还进而断言：“三代以上，茫昧无稽”。[42]不难想见，这一论断即使在民初社会也不啻直如“火山大喷火”。[43]而顾颉刚看了该著之后，却不仅觉得“此说极惬心餍理”，而且还表示：“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他同时还坦承自己推翻古史的计划，正是酝酿于阅读了《孔子改制考》之后。[44]此外，胡适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康有为称这一种为‘托古改制’，极有道理。古人言必称尧舜，只因为尧舜年代久远，可以由我们任意把我们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尧舜时代。”[45]

又如，康有为曾在《新学伪经考》中说：“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大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46]对这种有悖传统说法的观点，顾颉刚大胆地肯定说：“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47]钱玄同则更是将“六经未尝亡缺”论视为《新学伪经考》的最大发明，认为“所举的证据没有一条不是极确凿的，所下的断语没有一条不是极精审的。‘书缺简脱’或‘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这类话，经康氏这一番考证，根本打倒，决不能再翻案了”。[48]而胡适虽不尽赞同康氏此说，但他也据此澄清说：“平常人都把古学中绝的罪归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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