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等开风气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高唱爱国歌曲和提倡尚武精神的热潮。在这些进步青年的努力下，一些小城镇也出现了音乐团体，如常熟设立了音乐会，松江设立了音乐讲习会等。“种种科学发达之精神，尚武激昂之志气，将于唱歌一科中系之，唱歌诚吾国学业方针之指引哉。”[26]音乐在国内成为宣传民众的有效方式。常熟县1904年夏季举办的音乐讲习会，“入座听讲者，百数十人。会场既窄，座满不能容，则有立而听者……且有下等社会及妇女孺子，亦于于而来。其视演说，则以为说书也；其视风琴，是犹说书之弦索也。故虽盛暑，皆眉开眼笑，闻声低徊勿去。盖声音之感人深矣。”[27]国人对这样的音乐会虽陌生，但感新奇亦向往之，也就易于受其影响。梁启超就十分坚信音乐能起振奋国民精神的作用，他认为，著小说、诗词、歌曲，“市衢传诵，妇孺知闻，将来民气渐伸，或者国耻可雪。”[28]事实也正是如此，清末知识分子所从事的音乐活动，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中国人。从“沪滨各学堂，乐歌之声，洋洋盈耳”，[29]到早期学堂乐歌“家弦户诵”以及军歌军乐的盛行，使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兵士走向觉醒，起而投入救亡图存的斗争之中。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和革命精神的乐歌和军歌传出学堂和军营之外，以其激昂和优美的旋律，感染着民众阶层，取得了爱国保种与开化风气的特殊效果。
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受到清末思想理论界的特别重视。陈独秀曾以“三爱”为笔名，在1904年《安徽俗话报》第11期上发表的《论戏曲》一文中说，“戏馆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30]。戏剧作为艺术形式之一，有着自身的艺术感染力和改善风俗教化的艺术功能。清末出现了戏剧变革的思潮，它体现在戏剧思想内容的更新上。新编戏剧宣传民主爱国思想，激励自由民主精神，从而唤起国民意识。欧阳予倩回忆春柳社在剧目选材上所表现出的思想特点时曾说，春柳社上演的剧目，“多半称赞爱国志士，见义勇为的人和江湖豪侠之流；宣扬纯洁的爱情、婚姻自由、爱人如已、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反对的是：高利贷、嫌贫爱富的、以富贵骄人、恃强欺弱的、纵情享乐的，不合理的家庭、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腐败的官场等等；同情被压迫者，同情贫穷人；有些戏写一个人能运用聪明智慧打破坏蛋的阴谋；有些暴露社会的腐败和黑暗。”[31]清末进步戏剧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如下方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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