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是用文言报刊启蒙，还是用白话报刊启蒙，其影响面都是有限的。它把不识字者排斥其外。清末社会，“识字者什不得一，白话报纸之在社会，得其一而失其九，遗憾犹多。”[7]为能让更多的国人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礼，清末有识者注意在阅书报社或其它适宜之地创设讲书报社和宣传所，来进行演说活动，专职或义务讲演人员通过讲书和讲报的方式，对广泛民众阶层进行启蒙宣传。“报章能激发识字之人，演说则能激发不识字之人。”清末先进分子把演讲书报视为弥补白话报刊不足的手段，认为“济白话之穷，舍演说莫为力也，演说者，又白话之先锋也，”[8]通过“演以浅说”，可达“智群之实”。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清末在阅书报社及宣讲所内掀起一股演讲书报的热流。福建“福州黄某捐资创一说报社，延聘讲员于每星期至各地演说紧要时事，藉以开通民智”[9]；四川绵竹陈象山诸君创力阅报公所，“并拟轮流演说，以开民智”[10]；河南驻防钟君瑾如等设阅报社，“且逐日轮流演讲，俾不识字者亦可熟悉时事云”[11]；京师端君松乔筹创设阅报所，“并按期联合同志前往宣讲”，[12]启发听众爱国保种之心智；山东威海沈君等创设阅报社，“每逢星期并开会演说，以通风气”[13]；直隶长垣县令到任后建立宣讲所，辅助新政，并“选派绅士，按期演讲”，[14]以开绝少热心公益乡民之风气；吉林“南关小学教员周君殿侯等在省创设集报公所，并附宣讲所，藉开风气”[15]；京师“西四眚楼永顺轩之说书人张智兰者以讲演聊斋著称，近被报纸激动热诚，故拟每日演讲报纸两小时，不取书资，并愿将每天末一回书资全行报效国民捐云”。[16]利用阅书报社进行定期定时的演讲，坚持久远，颇有收效。此外，临时性的大型演讲，对鼓动民众，开启爱国之心，亦有其功。这种临时性的大型演讲，清末也时见报刊，如1905年《时报》报导，“本月初三日山西省城各学堂学生于上午十点钟时，集于贡院之丰树堂开晋省第一次演讲会，摩肩结袂，履行迹塞门，与会者约千人，由留学日本归国之某君及各学堂学生先后演说。演说之事一为福公司于山西矿务言专办二字，原定合同廖，谋抵制主之法；二为学堂公约禁购美货；三为创设山西全省学会并民立中学堂一处。痛且指陈，闻者鼓掌，至午后一点钟始散。各学生以筚路蓝缕之资格振刷精神，结成此空前之一大团体，进步之速殊可惊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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