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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民意识与文化启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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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2: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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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108)并开始与校方的交涉。1905年底“江宁省城各学堂苏籍学生因争执学额，一律罢学。”[7](P.63) 1907年11月，山西大学堂中等科学生罢课，反对学部推迟其毕业时间。1910年11月，广东方言学堂全体师生五百余人罢课，抗议学堂监督无故辞退一教师，罢课持续20余天，最后迫使广东提学将该学堂监督罢去。[8]此外还有些学生利用较为得力机敏的斗争方法，一扫校方的专制威棱。如《大公报》载闻：“算学馆委员颜楷平日蹂躏学生，众怨沸腾，学生恨之已极。兹者禁屠祈雨，乃颜委员在馆中肆筵设席，大开屠宰，正举箸时，被学生闯入其门，夺其食器，以献于云帅祈雨处，幸云帅未到，颜托人再三说情，又遍向学生磕头始得了事。”[9]郭沫若曾回忆说，他读小学时，有一个监学外号叫易老虎，因随意打学生受到了学生们的围哄，“易先生，你这未免野蛮！”“是的，野蛮！野蛮！”“野蛮校长！野蛮校长――那有在这文明时代还要打学生的！――太无人道了，蔑视了我们学生的人格！……”“窗外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闹作一团，易老虎还要起来咆哮，但他看见他的虎威完全倒了，他怫然的站起来走进了他的房里去。”[6](P.80-81)这样的斗争，易于增强学生们的独立、自主、权利及人格意识。正是由于学校教育的启迪，国民意识在学生中兹生发展。显然，这种人群的逐渐扩大自然给专制统治带来畏惧和慌恐，“近世学术多歧，士气不靖。学堂诸生见异思迁，往往眩于新入之奇袤而忘夫本来之纯粹，其始争言平等自由，其后遂至于革命排满，遂节悖理，习为固然，其说浸*恣肆，大率以日本留学生中为原动力，而内地各省学堂亦多渐杂，虽有纯谨之士亦祗自救不暇。”[10](P.89)广而言之，具有国民意识的国人与专制统治者之间的裂痕鲜明地显露，趋于对抗在所难免。这种对抗是维护专制统治利益还是维护国人利益的对抗，是巩固封建王朝的江山还是救亡图存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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