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进行了新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留学生陈宝泉归国后曾与高步瀛合作，用语体文编写《国民必读》一、二、三编，发行约10万余册。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当时的影响范围。1904年至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初等小学用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共10册。这一套书的前几册，经过不少专家如蔡元培、蒋维乔等人的悉心研究，质量很高。新编教科书被视为国民教育的教材，是因为其内容反映了近代国民意识的理念。有些教材直接发挥着爱国主义的主题思想，如天津普通学社第十三期舆地学讲义的内容，就直接论述了“俄人注意亚东，欲得一海军根据地，从蓄其席卷南下之势”的原因，从而揭露沙俄妄图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该社第十二期史学讲义则用史事来阐发恢复国家主权的意义。
学校从事国民教育，直接受到启迪的便是学生。受到启蒙的学生们开始关心社会现实，接受新思想，接纳自由、平等、权利、独立等近代国民意识，从而开始改变封建文化塑造的病态人格，并用自己的行动在学校内展开了与黑暗腐朽进行斗争的活动，进而维护自身的利益。学生的斗争方式最初是以退学及罢课等学潮形式进行的。二十世纪初学堂退学事件接连不断，反映学生正在用实际行动改造以往那种逆来顺受的性格，而替代以抗争进取、无所畏惧的新人格。1903年，浙江大学堂稽察戴氏经常压制学生，动辄斥退学生，“学生见之，均愤愤不平”，向校方要求辞退戴氏，校方却庇护戴而斥责学生，学生为反抗这种“野蛮压制”，“相率而退”，“告退者计有八十余人。”[4] 1903年10月上海南洋公学学生200余人也因不满学校禁止阅读新书，束缚学生思想自由而纷纷退学，被视为“学生脱离专制学校之新纪元”。[5](p.76)郭沫若回忆他的中学时代，讲述过当时一名监学无理蛮横，斥退学生，“便激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当天下午便罢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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