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罗拔诺夫和拉度林的争吵，实在是两条恶狗之间的打架，无是非可言，也不值得人们同情哪一方。但相对而言，罗拔诺夫为沙俄一国之私利，出卖法国，抛弃德国，怎能不让拉度林“气愤”呢？在拉度林面前，罗拔诺夫也自知“礼”亏，所以竭力缓和气氛，在会晤结束时要求拉度林“不要把以上的话对柏林说，以免引起不良之印象”。 

几天之后，罗拔诺夫派俄驻柏林代办拜见德外交大臣马沙尔，表示“俄国政府愿与我们（德国）取得谅解，发行一更广泛的中国公债”。马沙尔虽然立即声明： 

  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准备与俄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交换意见。 

但他心理非常清楚，正如拉度林所说：“已经做的事，已经做了。”不可挽回了。罗拔诺夫的表白也只是虚幌一枪，在对华借款问题上，还得靠自己的努力。于是，德国开始向俄国心目中的敌人英国靠拢；而英国由于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丧失了大利，又因惧怕俄、法干涉它早已掌握了的中国海关事务，也原意与德国合作，以分裂俄、德、法联盟。这样，共同的利益驱使英、德两国携起手来。他们紧步俄、法两国的后尘，一齐向清廷施加压力。 

1896年3月，清政府又面临支付第二期对日赔款。消息一经传出，英、德两国立即感到，时机稍纵即逝，必须赶紧将这块肥肉抢到手，于是紧步俄、法两国的后尘，一齐向清廷施加压力。德国公使绅珂多次到总理衙门斥责清廷，他声称，德国与俄、法二国干涉还辽有功，理应享受同等待遇，然而清廷却在借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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