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在谈判中，对英、德两国公使指出，利息过高，超过了清廷承受能力，要求降低，但是“几经大磨大驳，反复数千言”，英德公使依然不肯从五厘利息上后退。翁对此做了一点妥协，提出利息减为四厘五，但英德公使还是蛮横地予以拒绝，并继续对清廷施加压力。在随后继续进行的谈判中，英国又节外生枝，向中国提出修改中缅界约、允许英在新疆自由通商并设驻领事，以及英在云南修筑铁路等无理要求。英国新任驻华公使窦纳乐，一上任就到总理衙门恶狠狠地威胁说，如中国不答应这些要求，英德就拒绝向清廷借款，同时也不允许中国向其他列强借款。清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不愿得罪英国，表示愿与英国就其要求内容进行谈判。谁知，谈判刚一开始，窦纳乐就得寸进尺，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关增加通商口岸、索占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被清廷拒绝。翁同龢痛斥他们为狼一样的“异类”。 

这时，俄、法等国看到英国一个劲地向中国额外索取利益，自然不甘心落于人后，也想利用这一借款时机向中国索取更多利益。法国公使施阿兰亲自来到总理衙门，询问与英德借款谈判进展程度，并转达了法国外交部关于“息五厘，九八扣，用钱亦可少”的意见。但随后他也以英使为榜样，向中国提出由法国负责将越南同登铁路接至中国广西龙州、百色等无理要求，[7]清廷识破了法国的“好意”，并予以婉言谢绝。熟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和俄国闻听此信，也接踵至总理衙门，谋求贷款权。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照会总理衙门： 

  （美）极愿借给中国一万万两，其息五厘五毫，较俄款可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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