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1872年9月29日），北洋大臣李鸿章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据苏松太道沈秉成秉称，八月十二日，准日本郑少记永宁来署面称，东洋横滨地界，查有玛也西船，载中国人两百余名，送往秘鲁国。经日本官将该船并船上人等扣留，会同驻日本之英美两国领事讯供，奏请惩办，函致上海询明中国官如何办理等语，并交到日本来文，即被拐之人所带合同各稿，请速核办。”李鸿章认为日本“尚知怜恤华民，中国自未便置之不问。”[１]截止到同治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何璟（后为署南洋大臣张树声）以及总理衙门之间往公文往来多达14次，足见清政府外交当局对这一事件的重视程度。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性质的事件？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大日本外交文书》等第一手史料，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原因，解决经过，以及对当时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剖析、研究，期望得出恰当的结论[２]。

一、事件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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