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实，即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不安已有相当时日，这种不安极易转为公开暴动，从而必然引起中国或日本的干涉。

我们当然不能置身局外。我国驻远东外交代表与阿穆尔最高当局，对邻国局势的演变应较前更加注意，以免在形势转向对我们不利时感到手足无措。

5月20日，俄国驻汉城代表韦贝致电沙皇，要求派一艘战舰驻朝鲜海面，“以观局势发展，于事当有裨益”。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阅后，立即御批“转送海军代理大臣”。不久，他又亲自批准，派遣一艘炮舰，进至仁川，密切监视朝鲜局势的发展事态。

沙皇政府野心勃勃，但又诡计多端。侵占西伯利亚、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和灭亡中国，以及侵吞朝鲜，是沙皇俄国政府早就梦寐以求的事。此次东学道事件的发生，沙俄政府未必不想趁火打劫，但权衡再三，觉得时机未到，不敢贸然行事，于是来了个“贼人不露相”。6月初，俄国政府表示自己“不愿与闻”朝鲜内政，致“电驻日俄使调处”中日战事。实际上。这是一箭双雕之举：对清廷来说，俄国不仅没有干预其藩属之国朝鲜的内政，而且在清廷急需议和之机给了其一臂之力，使清廷产生了依赖俄国的思想；对俄国来说，俄国极不愿意日本在朝鲜扩张势力，此时“调处”中日战事，真乃牵制日本的大好时机。从事态的发展而言，俄国政府的这一招的确收到了效果。

6月20日，李鸿章在天津会见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告诉后者说：朝鲜“叛乱”虽已大致被平定，但中日两国军队“之在场使两国几乎无法避免武装冲突”。李鸿章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恳请喀西尼将中国“希望俄国出面调停此事”的请求转告沙俄政府，“以迫使日本立即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退军队”。为了坚定沙皇政府“调停”的信心，李鸿章又告诉喀西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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