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囚笼中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述（即《李秀成自述》），又被曾国藩在删改后刊刻了出来；而其供述原稿，后来又由曾氏后人于1963年在台北全文影印发表。李秀成的这篇供述，多少有点类似中国*党早期领袖之一的瞿秋白在被俘以后所写的《多余的话》，这就使得他在身后遭致了种种非议，而在死后一百年竟成了公开声讨和批判的对象。
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过“左”的倾向，在对待《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64-1965年间对“叛徒”李秀成的挞伐，实际上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而出现的，其间则伴随着神化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等种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文革”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大抓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所谓*党的“叛徒”。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党的领袖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苏维埃运动遭到挫折与暂时的失败以后的冷静的理性思索；而李秀成的《自述》，则是一位贫苦农民出身且文化不高的军事统帅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于匆猝间留下的亲笔直叙。两者的比较研究应是很有意义的，但那须有专文另作探讨，并不是本文的目的。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李秀成的《自述》中确有一些自污的话语，也有若干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吹捧之句，但那都是有所为或有所求而发，字里行间所更多流露的，是对他亲身所从事的太平天国大业的回忆与思考。这是研究太平天国史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要想真正深入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就应该认真读一读李秀成的《自述》。
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师罗尔纲先生花费几十年时间为《李秀成自述》作注，自称是“从青春注到白首”，注文超出了《自述》正文的好几倍，由此可见其在罗尔纲心目中的地位。罗尔纲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后出过多种版本，直到1995年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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