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归］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民家出城去准手力拿，不准担挑。妇女亦由。男与女不得谈及，子母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沓〈踏〉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法律严，故癸丑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14]
被当时的一些城市知识分子所极力痛诋的太平天国城市政策，在贫苦农民出身的将领李秀成看来却是完全值得称道的事。这一极为鲜明的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胡绳先生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
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剥削农村，城市中盘踞着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城市的繁华是积累了农民的血汗而形成的。起来造反的农民用他们所能采用的办法向城市实行报复。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城市抢光烧光，而要有秩序地把它纳入自己的社会制度中去。在这点上，太平天国远远地高出于单纯的流寇主义之上。[15]
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解释，不过并不全面，而其深层的原因仍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探究。近年来，又有以游民和游民文化立论者，尽管著者本人很机敏地绕开了太平天国的话题，尽管他对中国传统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仍大体维系了胡绳的结论，但序者或读者却不能不在其启发下产生一些新的想法[16]。对于这些新见解，尚须时日加以进一步消化，本文也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有一点是必须要强调指出的：在分析太平天国城市政策的各种思想资料的来源时，切不可忘记正是战争形势的严峻才允许了战时*主义这一特殊形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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