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似乎还有些什么被我们所忽略了，这应该就是隐藏在所谓“必然”之后的若干偶然性因素。扫北军从势如破竹的胜利走向被动挨打的失败，应有其客观存在的转折点。找到了这个转折点，也就可以分析出扫北军败亡的真正原因。
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真正导致扫北军走向败亡的，并不是胜保统带的清军，甚至也不是僧格林沁的马队，而是中国北方隆冬的严寒。具体地说，扫北军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是在1853年底到1854年初的隆冬时节于直隶（今河北、天津一带）驻屯之后。扫北军多两广将士，习惯于赤足行走，既少御寒设施，更乏防寒经验。在独流、静海驻屯期间即已“冻毙者尸枕藉”。1854年2月5日南撤河间县的那一次行军，竟更使其精锐主力冻死过半，未死者大多也足部冻伤，其损失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战斗减员[13]。从此之后，这支部队失去了机动作战的能力，只能寄希望于援军的来救了。而两次北伐援军于1854年间的先后失败，不仅彻底断送了业已陷入清军重兵包围之中的扫北军，也使太平天国在其他战场陷入了极为凶险的困境。
《李秀成自述》中，有关太平天国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的论述并不多见。而从其寥寥数语的评介中，可以看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于1853年占领南京之初的城市政策是衷心拥护，甚至可以说是极为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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