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阿盐行销规模日益扩大，其与河东官盐的冲突也日益凸显，渐至成为河东肘腋之患，并且促使河东盐区的盐法多次进行调整。前文述及的乾隆五十七年河东盐区改行“课归地丁制”，虽有诸多原因，但河东官盐屡遭阿盐侵犯、无法维持盐课收入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清政府试图以此来挽救受阿盐侵犯的河东盐政，结果却对阿盐失去控制，使其侵犯内地盐区的局面越发严重。为此，嘉庆帝在逾令中反复强调：“如能将晋省盐务，仍归官办，按照旧章，使口盐（阿盐）无从侵越，最为妥善。”（注：《清仁宗实录》卷128，嘉庆九年四月癸未。）“若不将池盐仍归商运，终不足以杜私贩之源。”（注：阿旗档：101-4-79，第42页。）嘉庆十二年，河东盐法再行变动，停止“课归地丁”，恢复商运。可见清前期河东盐政的几番调整均与阿盐对其冲击有密切关联。

阿盐对河东盐区的另一影响体现在阿盐归官办运的过程中。嘉庆十一年，清政府将吉兰泰盐池划为主管河东盐政的山西巡抚管辖，使其成为河东盐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政府希望达到“以吉盐之有余补潞商之不足，彼此调剂”的目的，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阿盐与河东引盐之间仍摩擦不断。嘉庆十七年，河东众商奏请停止阿盐水运，理由是阿盐“顺流南下，必侵晋南，不数年间，潞引滞销，商力必致疲乏”。（注：以上均见阿旗档：101-5-193，第70页。）事实上，吉盐自招商承办以来，“每遇引地不能畅销，往往越境*，侵灌潞纲，势所不免”。（注：（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16页。）同年，清政府停办吉盐，本应停征引课，却将盐税加给河东运商承担，（注：参见阿旗档：101-5-193，第70页。）从而加重了河东运商的负担。

以上可以看出，河东盐区因池盐歉产引进阿盐作为补充，阿盐却利用自身优势转而对河东池盐形成巨大的冲击，并成为河东盐区盐法改制的重要原因。虽然阿盐亦曾被纳入河东盐区体系之内，但阿盐终不能与河东池盐形成“两无相碍”的局面。正如时人王庆云所言：阿盐与河东池盐“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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