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阿盐的经营者问题。阿拉善蒙古偏居西北一隅，地势偏僻，信息闭塞；加之清统治者对蒙古民众长期实行“愚民”政策，使阿拉善蒙古人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独立承担经营阿盐的全部工作。例如，语言交流即是阿拉善蒙古人营运阿盐的一大障碍，蒙古人通晓汉语者寥寥无几，至内地“语言不通，难以交易”。（注：阿旗档：101-3-45，第12页。）即便偶一为之，亦需雇用汉人充当“通事”（翻译）。（注：参见阿旗档：101-4-89，第30页。）这就导致阿盐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的内地商民，而不是本地的阿拉善蒙古人。经营阿盐的主体人员是来自甘肃、陕西、山西等地的汉、回商民，尤其是甘肃“中卫、皋兰等县民人，多不种地，常赴盐海随便捞盐”。（注：阿旗档：101-4-77，第84页。）总体来说，包括组织捞运盐斤、购备工具口粮、采买木植、打造盐船以及行运阿盐到内地销售在内的种种工作，几乎都由内地民人进行操持。乾隆时期，盐场的工作人员多达千余名，（注：参见阿旗档：101-3-117，第79页。）其中绝大多数是内地商民。可以说，阿盐经营过程中的产、运、销，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内地商民的参与。

经营主体的外来化是阿盐发展的“软肋”，一旦失去内地商民的参与，阿盐的营运体系即陷于瘫痪。嘉庆十年，清政府严行驱逐滞留阿旗境内经营盐务的内地商民，并严禁内地民人出口，结果导致阿盐最大的产区吉兰泰盐池“竟弃置为无用”。（注：《清仁宗实录》卷128，嘉庆九年四月癸未。）由此可见阿盐的发展对内地民人的依赖程度。同时，也应该看到，内地民人长期在阿拉善地区经营盐业，一方面推动和促进了阿盐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阿拉善蒙古族与汉、回等民族间的交往渐著推进。内地汉、回民人在阿旗境内与当地蒙古人长期的共同生活、频繁接触，产生良性互动，从而促进了阿拉善蒙古人与内地汉、回等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渗透和融和，对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也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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